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投稿周期_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杂志

1.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是一级核心期刊吗

2.未来气候变化测量的不确定性最关键的是?

3.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第一部分

5.形势与政策浅谈全球气候变化的论文？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

那么具体而言，什么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2者中的1个或2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UNFCCC因此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进程，或是外部强迫，或者是人为地持续对大气组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在人为因素中，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据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究报告，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了1万多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约占80%。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有哪些主张呢？尽管还存在一点不确定因素，但大多数科学家仍认为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必需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响应，是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发展而逐渐成型的。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阐明了其行动框架，力求把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稳定在某一水平，从而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2008～2012年的量化减排指标；2007年12月达成的巴厘路线图，确定就加强UNFCCC和《议定书》的实施分头展开谈判，并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缔约方会议。

到目前为止，UNFCCC已经收到来自185个国家的批准、接受、支持或添改文件，并成功地举行了6次有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尽管目前各缔约方还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所采取的措施达成共识，但全球气候变化会给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气候变化会使人类付出巨额代价的观念已为世界所广泛接受，并成为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我国气候变化史

1973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年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2峰3谷结构，直至20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2）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3）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6世纪)；（4）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8世纪)；（5）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11世纪)；（6）金前期湿干气候(12世纪)；（7）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和14世纪前半叶)；（8）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

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的趋势大致如此。

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的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

21世纪的气候变化——令人担忧的同时也要反思

古文明的没落给我们警示

孤耸于太平洋的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之一。拉诺·洛拉科火山口那亘古沉默的巨石人像是古文明留给我们的唯一见证。在人类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中，古文明消失了。而在部落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中，掠夺性的砍伐使大片的森林迅速地从地球上消失殆尽，水土不断流失、鸟类濒临毁灭，维系人类生存的粮食及农业系统屡遭破坏。灾难迫在眉睫，警钟已鸣，但为时已晚，崩溃性的危机在所难免。

复活节岛的故事令人惊惶，它警示我们，不善待生态资源将会给地球带来怎样的恶果。21世纪气候的变化正是这一故事在全球的延伸，差别在于：在复活节岛，击垮人们的是无法预测和难以控制的危机，而在当今，无知绝不是我们开脱的理由。我们有证据也有能力避免危机，我们知道一切照旧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1963年，也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后最严峻的冷战期间，约翰·肯尼迪总统曾经指出：“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共同的脆弱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容争辩的事实。”当时，笼罩全世界的是核屠杀的魔影，40年过后，笼罩着我们的则是气候变化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气候变化使人类面临着双重灾难的威胁。①气候变化直接威胁人类发展。世界各国人民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那些最贫困的人们将首当其冲，受到最直接的危害，资源的匮乏往往使他们束手无策。这一灾难离我们并不遥远。如今，这一灾难已显山露水，它减缓了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加剧了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对此置之不理，人类发展将在21世纪跌入倒退的深渊。②气候变化将给未来带来灾难。同冷战期间的核对峙一样，气候变化不仅威胁贫困的人们，也威胁着整个星球，威胁着我们的后代。目前我们所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必将导致生态灾难。全球变暖的速度，变暖的准确时间，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地球巨大冰盖的瓦解正在加速，海洋正在变暖，雨林系统正在崩溃，其他一些后果业已成为现实。这些危险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后果，彻底改变我们星球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状况。

我们这一代有能力也有责任改变这种后果。直接危险正在向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及其最弱势群体严重倾斜。然而，没有永远风平浪静的港湾。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尽管没有直接面对日渐逼近的灾难，但最终也难以避免这些灾难的影响。因此，预先采取措施缓和气候变化，将是全人类（包括发达国家后代）避免未来灾难的基本保障。

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是地球吸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能力正在受到严重影响。人类生活已超出了环境的恢复能力，在生态方面，人类已经欠下了后代无力偿还的巨债。

气候变化促使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人类的相互依存性。不管何种原因将我们分开，人类共享地球，就同复活节岛的岛民一同分享他们的岛屿一样。连接人类社会的纽带没有国界之分，也不受代与代之间的限制。任何国家，不论大小，都不能无视他人的命运，将今日的行为给未来人造成的后果抛诸脑后。

我们的后代将以我们面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反应来衡量我们的道德价值。这种反应将成为当今政治***如何采取行动信守诺言、消除贫困并建设更包容世界的证据。如果我们的行为使大部分人类更加边缘化，那么就是对国家之间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蔑视。气候变化还向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看待我们与后代之间的关系？行动是张晴雨表，反映了我们对跨代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承诺，是后代对我们的行为做出评断的依据。

有些迹象令人鼓舞。几年前，气候变化怀疑论大行其道。气候怀疑论者得到了大型公司的慷慨赞助，他们的理论受到媒体大肆宣扬，某些政府也对他们言听计从，从而误导了公众的理解。今天，每位诚信的环境科学家都认为气候变化已是一项严重的事实，而且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有关。世界各国政府也认为如此。科学上达成一致并非意味着对全球气候变暖原因及后果的争论就此结束：气候变化科学所研究的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至少如今的政治辩论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然而，科学证据与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政府都没有达到气候变化减排要求。最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大多数政府都对此有所反应，承认气候变化勿庸置疑，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八国集团连续召开了会议，重申采取具体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它们承认巨轮似乎正朝着冰山航行，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遗憾的是，它们还没有断然采取措施，为温室气体确定一条新的排放路线。

时间所剩无几，这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这一挑战必须要在21世纪得到解决。目前尚没有什么技术能够立竿见影。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这绝不能成为敷衍和犹豫不决的借口。为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各国政府必须解决全球碳预算中的存量与流量问题。由于排放增加，温室气体存量日益上升。但是，即使我们从明天开始停止排放，温室气体存量的下降速度也十分缓慢。这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后将长时间停留在大气中，而气候系统的反应却很缓慢。这种系统固有的惰性意味着，要经过很长时间，今天碳减排的效果才能显示出来。

成功减排的机会大门正在关闭。在不造成危险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我们正在逼近这一限度。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确保这扇机会之门依然敞开。我们要在这段时间内，向低碳能源系统过渡。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领域。但确定的是，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那么世界将难逃原本可以避免的“双重灾难”——近期人类发展倒退和后代面临生态灾难的危险。

如同复活节岛遭遇的灾难一样，结果是可以避免的。目前《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期将于2012年结束，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制定多边战略，重新界定全球生态依存关系的管理方式。各国政府在协商议定书时指出，首先应确定21世纪的可持续碳预算，并在承认各国责任“共同但又有差别”的情况下，制定碳预算的实施战略。

要想取得成功，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必须发挥带头作用。这些国家的碳足迹是最深的，但同时具备尽快进行大幅度减排的技术和资金能力。但是有效的多边合作框架要求所有排放大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都要积极参与。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是一级核心期刊吗

1.《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

2.《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3.《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述评》，《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9年第3期。

4.《哥本哈根会议重大问题断想》，《绿叶》，2009年第10期。

5．《联合国与气候变化》，载联合国协会主编：《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6.《应对气候变化:中日合作与中美合作比较研究》，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5月转载）。

7.《执政后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载于《国际问题论坛》 2009年春季号，总第54期。

8.《印度：一个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有声有色的主角》，载于《世界环境》2009年第1期。

9.《中日关系中的环境合作：减震器还是引擎？》，载于《亚非纵横》2008年第2期。

10.《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挑战与机遇》，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6期。

11.《联合国与国际环境治理》，载于《国际论坛》2007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8年第1期转载）

12. 《论国际环境保护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载于《欧洲研究》2007年第3期。（被收入《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

13.《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

14.《国际环境保护正在重新塑造国家主权》，载于《绿叶》（国家环境保护部主办）2007年第4期。

15.《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外交面临重大挑战》，载于《绿叶》2007年第8期。

16.《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现状与未来》，载于《绿叶》, 2007年第12 期。

17.《印度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载于《绿叶》2008年第8期。

18.《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连续性与变化及其原因解析》，载

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7年第2期转载，并被收入《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

19.《联合国改革：渐进还是激进？》，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5年第12期转载，并被收入《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

20.《环境问题与中日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1期。

21.《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2期。

22.Constantin Holzer & Haibin Zhang，“The potentials and limits of China–EU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Asia Europe Journal，2008，6：217-227．（被SSCI收录）

23.“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Vol.3, No. 2，Dec.2006.

24.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d.,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World Affairs Press, 2004.

25.“China and the US: moving forward on climate”, China Dialogue, January, 2008.

26.“New hope for climate cooperation”, China Dialogue, January, 2009.

27.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hy US-China Cooperation Lags Behind China-Japan Cooperation？”, in Gerald 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Wang Jisi (eds),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

28. 《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国际气候合作的若干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

主要报刊文章：

1.“How to make progress on climate issues?” The New York Times, Wednesday, March 4, 2009.

2.《加强国际环保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解放军报》2007年12月13日。

3.“世界形势变化促国际组织转型”，《人民日报》2010年11月8日。

未来气候变化测量的不确定性最关键的是?

是的。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创刊于2005年5月，由中国气象局主管、国家气候中心主办，是我国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内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2008年6月，《气候变化研究进展》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收录，成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2009年3月，《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又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的数据，《气候变化研究进展》（中文版）的影响因子为1.560，在大气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中排名第4。 根据201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的数据，《气候变化研究进展》（中文版）的影响因子为1.426，在大气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中排名第3。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气候变化：大趋势中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未来，不采取任何行动绝非明智的选择

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的杰夫·奈特（Jef Knight）和他的八名同事发现，全球变暖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停顿。从1999年到2008年，世界变暖了0.07°C±0.07°C，并不是预测中的0.20°C。考虑到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并进行修正后，气温变化的幅度刚好是0°C。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今年的《美国气象学会公报》增刊上。

研究者们对于全球变暖“打盹”的确切原因持有不同解释，但一致的意见是，没有一种自然界的力量能够长时间对抗温室气体带来的变暖。在科学家的模型中，极少会出现长于15年的变暖暂停现象，所以许多人认为升温会在今后几年内恢复。

全球变暖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大趋势，尽管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喜马拉雅山的未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以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速度退缩，可能到2035年就会完全消失。

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说，不丹境内有983个冰川和2794个冰川湖，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快速融化使得其中一些湖产生致命的洪水。图托麦措（Thorthormi）冰川湖是不丹最大的冰川湖，在10年前，科学家们还从未想过它会对人们构成什么威胁，2001年尼泊尔对区域威胁湖泊的研究中也还没有将它纳入视野。然而现在图托麦措的水塘正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扩大。

不丹1994年的一次冰川洪水向河中释放了1800万立方米的水，造成21人死亡。一组科学家预测，由于图托麦措冰川湖不断增加的水压，它和另一个叫做Rapstreng的湖之间的冰碛可能在2010年垮塌，释放出5300万立方米的水。这一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是1994年的十倍。

比测量中的不确定性更复杂的是“模型”的不确定性。

■英国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全球变暖在最近10年似乎出现了“打盹”现象，但是科学家相信，没有一种自然界的力量能够长时间对抗温室气体带来的变暖。

■印度冰川学家的一项新近研究认为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加速融化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印象。但著名冰川学家瑞格诺表示，他不认为那篇报告能够得到数十年来的数据的支持。

■对于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有很多情况是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其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这种不确定性比数字上的不确定性更难以描述和处理。

■问题的关键不是全球变暖，不是水，不是能源，不是饥饿，而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我们如何走上一个更聪明、更少自我毁灭的道路，以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下去。

“喜马拉雅地区变暖的速度比全球变暖的速度快五倍还要多。”美国宇航局（NASA）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大气科学家威廉姆·劳（Wiliam Lau）说，“这种不同让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温室气体不是造成此区域变化的唯一因素。这里肯定有当地的现象在起作用。”

劳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亚洲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黑炭附着在尘土上随风飘到喜马拉雅地区时，会被困在山麓之间。黑炭吸收太阳辐射，在山体上空形成一层温暖的空气，这成为喜马拉雅山冰川冰雪融化的主因。

劳的研究结论是通过数值分析得到的，一些实地的考察计划正在试图验证他的结果。劳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此前已经有其他研究提出黑炭对于喜马拉雅地区升温的贡献与温室气体一样多。

此前有研究表明，自1960年代初以来，喜马拉雅冰川的面积已经减少了超过20％。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被认为是另一个受到喜马拉雅山冰川融水严重威胁的国家，它也成为媒体反映气候变化紧迫性的热点地区。相关报道称，距离加尔各答150公里的海边小岛苏得班斯原本有140个村庄，其中50个村庄已经被洪水冲毁，160人丧生。恒河的洪水被认为正在由于冰川的加速融化而变得越发暴戾。

然而，一项新近发表的研究却认为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加速融化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印象。这种错误印象基于对少数冰川的研究，便得出了印度大约一万个喜马拉雅山冰川因气候变化而快速退缩的结论。

印度的冰川学家Vijay Kumar Raina在11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引用了数个印度研究小组的遥感和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的考察结果，得到以上结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恒河的源头之一甘戈里（Gangotri）冰川。该冰川在1934年到2003年间平均每年退缩22米，但在2004年和2005年，退缩速度减小到了每年12米，而自2007年9月起，退缩“处于停滞”。

克什米尔的希亚琴（Siachin）冰川长七十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山冰川之一。有媒体报道称希亚琴冰川已经退缩了50％，而Raina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报告中称希亚琴冰川“在过去50年里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退缩”。

美国《科学》杂志采访了几名西方的冰川学家，他们对Raina的报告表示赞同，即便该报告的结论与IPCC的报告相左。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喜马拉雅山冰川专家约翰·施罗德（John Shroder）断言IPCC报告中关于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只靠很少的数据就跳到结论上去了。”他说。

对于Raina等人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对喜马拉雅山冰川稳定性起到更大作用的是降雪状况而不是气温。此外，科学家对高海拔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时间尚未有充分的研究。

另有一项新近的研究还表明，恒河的水主要来自于雨季的降水，相比之下，冰川每年只贡献恒河水量的3％到4％。

不确定性的根源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气候学家格兰杰·摩根（Granger Morgan）在2009年为美国国家大气和海洋管理局（NOAA）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气候科学中的不确定性的根源。

第一个来源是测量中的随机错误。他举例说，你和你的朋友读同一个温度计的显示，读出的数字会有微小的差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更加先进的仪器上。另一种情况是系统错误。同样是温度计，生产过程中如果在玻璃上标注刻度时就有偏差，那么从这支温度计上读出的所有数字都会偏高或者偏低。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更先进的仪器上。

比这些更为复杂的是“模型不确定性”。模型的作用是对未来有根据的猜测。科学家通过了解基本前提、评估潜在的效应并将附加的细节整合到模型中，便能够减少猜测并更加接近可能的未来状况。“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都喜欢确定的东西，他们寄希望于科学能够提供确定性。他们希望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美国雷斯岬观鸟站保育科学会的约翰·韦恩斯（John Wiens）及其同事在近期的《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文章说，“但是他们似乎在每一个路口都要面对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他们所依赖的系统不仅复杂，而且充斥着反馈、间接效应、非线性因素，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确定性。现在，不仅仅是未来总呈现出不确定，连预测未来所采用的工具都被包围在各种不确定性之中。”

一些模型的研究显示出与人们印象相反的结果。在一个包含了气候和地质异质性的模型里，2051到2080年间山区消失的物种的数量仅仅是单以气候考虑的模型的一半。但是，对于平原上的物种，前一个模型预测的数量则是后者的两倍。

发表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上的一篇文章则在模型中发现，当考虑到二氧化碳的肥效作用之后，它们就会抵消掉气温上升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前预测的大规模的植物死亡不会发生，赤道雨林的生物群落会保持不变或是由更潮湿和富饶的生物群落所代替。

在另一个个案研究中，失去“家园”的蝴蝶的种类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由于未知的原因，这些蝴蝶能够在碎片化的森林里生存下来。“这些研究提示出了我们在模拟和预测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时遇到的不确定性的程度。”牛津大学长期生态实验室的凯西·威利斯（Kathy Wilis）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评论说。

“对于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有很多情况是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其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这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其内在的‘因果模型’。”摩根写道，“这种不确定性比数字上的不确定性更难以描述和处理。”就像是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之前，人们隐约知道引力的存在，却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最后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是无知。“只有当我们积累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世界不是以我们认为的那种方式运行，科学家才会开始注意到也许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摩根写道，就好像伽利略注意到地球绕着太阳转，却不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气候系统或气候变化的问题当中可能还存在一些我们仍然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在研究中提出正确的问题。

现实是否比预测的糟糕

自IPCC第四份报告发布以来，它几乎成了人们了解气候变化的一个手册。许多时候，科学家会说“情况比IPCC的报告更糟糕”。然而，在另一些科学家看来，现实的情况是更为复杂的。

“事情比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时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气候科学家史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最近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但是只是少数事情‘比IPCC　2007报告更糟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球科学家迈克尔·奥本海默（Michael Oppenheimer）有点担心气候预测中的不确定性没有被充分表达。“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海平面上升的幅度。”他说。

根据200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预测，到2100年，海平面将上升将近1米。但在不同的模型得出的数字相差甚远，从数十厘米到2米不等。

奥本海默指出，在北极冰盖融化与海平面上升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把一个突发的变化推演到遥远的未来。“我有点关切的是，北极气候快速变化的紧迫性被过分强调了，或者说其中的不确定性没有被表达。”他说。

在12月14日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秋季会议上，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气候学家罗伊·斯宾塞（Roy Spencer）在大会报告中讨论气候变化研究中因果关系问题带来的挑战。

研究气候模型的科学家们从卫星数据中发现，温暖的年份里云量较少。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全球变暖导致了云的消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正反馈，发生强烈的全球变暖。

“我给他们的问题是，‘你们怎么知道不是云量较少造成了温暖的年份，而不是相反的过程？’结果他们不知道。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斯宾塞说。

斯宾塞解释说，由于云非常复杂，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又极为有限，因而IPCC的所有模型使用的都是经过高度简化的云参数来代表云。但是这些参数的计算是基于假定的因果关系之上的。

他认为这些假定可能导致人们的工作走向不正确的方向。斯宾塞自己的模型得出的结果是负反馈，与其他许多模型刚好相反。“全球变暖理论中的这个关键组成部分——云反馈——在现实的气候系统中是不可能直接测量的。”他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鉴别因和果的好方法，所以我们无法直接测量云反馈。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反馈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就仅仅是在猜测人类对于气候变化有多大影响。”

在去年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秋季会议上，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著名冰川学家艾瑞克·瑞格诺（Eric Rignot）在报告的结尾说，面对海平面上升，“我们不需要往山上跑，走路就行了”。

他最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我们不会很轻易地就阻止海平面上升，它不会来得很快，但它是我们需要适应而非控制的事情。”“所以在我的想法里，毫无疑问我们要迁到山上去。没有必要恐慌，但也不应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它会发生的。”瑞格诺说。

“我不认为气候快速变化的紧迫性被过分强调了。我不认为其中的不确定性没有被充分表达。我不认为那篇喜马拉雅山冰川没有融化的报告能够得到数十年来的数据的支持。”瑞格诺表示。

“在我研究的领域，现实远远超出了预测。”瑞格诺说，“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冰川都在快速融化。我们认为永恒不变的冰盖，尤其是在南极洲，已经要让海平面在2100年上升1米。”他说。

摩根在其主笔的报告中归纳出当前气候变化的三条基本认知：1）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或地面上的植物燃烧，二氧化碳会产生被释放到大气层中。这一点上是没有不确定性的。2）由于二氧化碳能够吸收热量，所以过多的二氧化碳会使气温上升，最终导致气候变化。至于气温会上升多少、速度多快，以及类似问题中的细节存在不确定性。3）为了降低二氧化碳浓度，排放量必须大幅削减。这个基本事实上不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减排的速度要多快、程度要多大才能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稳定，这其中存在不确定性。

“但是不确定性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未来，不采取任何行动绝非明智的选择。”韦恩斯等人表示。

瑞格诺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适应？我们如何更加聪明地使用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环境资源？“问题的关键不是全球变暖，不是水，不是能源，不是饥饿，而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我们如何走上一个更聪明、更少自我毁灭的道路，以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下去。”瑞格诺说。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第一部分

1972年，竺可桢写了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联系挪威冰川学家画出的一万年雪线图和丹麦学者对格陵兰岛冰芯研究得出的1700年以来格陵兰岛气温图，根据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物候资料，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气候可以分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气候多受这篇论文启发。2004年12月《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和朝代变迁》的文章，文章中引述国外科学家根据树木年轮、湖泊钻孔、冰芯、珊瑚和历史文献得出的近1150年北半球气温变动曲线，将公元850-1911年划分成16个气候期，8个寒冷期和8个温暖期，联系中国战争记录，得出寒冷期战争频率较高的结论。从公元850年起，8个冷期有7个导致朝代的建立和灭亡以及国家大。古代社会经济依赖农业和畜牧业，气候变化也会引起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王朝税收和人口。如果联系马尔萨斯循环规律，除了人口增长外，气候变冷也会加剧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饥荒、战乱。

气候变化模型非常复杂，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影响气候的因素非常之多。目前科学家已经提出的影响因素就有：地球轨道的变化（米兰科维奇循环）、大气层成分组成（二氧化碳、氧气、甲烷浓度）、板块运动（海洋、陆地在地球上的位置）、太阳的活动周期（黑子周期）、地月相互作用、陨石撞击、大火山喷发。地球在亿年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有人认为还与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有关。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欧美科学家研究的比较多，比如欧美科学家通过研究『温盐环流』，提出了北大西洋1600年气候周期。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也是国外科学家先研究出来，国内学者引进。

下面将中国历史时期分10个阶段，说说气候变迁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上面论文中说到的会简略些。最后有张秦汉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图，是中科院地理所《地球科学进展》月刊所载，注释和原图链接附后。

1、大约距今4200年前，即公元前2200年，发生了一次全新世气候变冷事件，古气候学称之为『4.2千年事件』。此次变冷事件是全球性的，持续了整个公元前22世纪，导致建造胡夫金字塔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终结，陷入百余年的动荡和饥饿。在中国导致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南移，龙山文化原地被较为粗糙的岳石文化取代。

『4.2千年事件』结束之后，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2050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引发了黄河中下游的大洪水。根据目前考古资料，二里头文化一期最早开始年代是公元前2080年左右，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传说中的夏朝开始成型的时候，夏朝的形成原因可能就是，治理这次变暖后大洪水引发的对人力物力的组织管理。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55年，古埃及也重新开始统一。

2、大约公元前1600年夏商换代，同时期古埃及底比斯王朝从前1650年到1555年也面临亚洲移民政权希克索斯王朝的威胁。《竹书纪年》记载，在约公元前1618年夏商更迭之时出现“**的青蛙、昏暗的调养、三个太阳、七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的现象。根据现古和“风暴石碑”的记载，埃及也发生了地震、蛙灾、瘟疫、冰雹、有毒气体、蝗虫、河流枯竭等灾难。《国语·周语》载：“伊洛竭而夏亡。”说明这个时期中国也发生了河流枯竭的事。有历史学家把这些事和同时期希腊发生的『米诺斯火山爆发事件』联系在一起。据地质学家测定，米诺斯火山（又叫锡拉火山或圣托里尼火山）爆发事件大约发生在前1628-1645年间，这次火山爆发是有人类历史1万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大火山爆发影响了气候，导致了“火山冬天”，气温降低，作物减产死亡，引发饥荒、。

夏商时期虽然换代时期发生了一些气候异常，但是整个夏商时期，气候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已经有诸多文字记录和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个判断。代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出土了獐和竹鼠亚热带动物的骨骼。在河南安阳的殷墟中，出土了獐、竹鼠、貘、水牛、象等亚热带和热带的动物骨骼。河南的古称“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1]半坡遗址（距今6800-5300）和殷墟遗址（距今3400-3055）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很长的，在此不得不解释下『4.2千年事件』。按照冰期理论，『4.2千年事件』是全新世（距今11700年至今）间冰期的一个冰段，只是前22世纪气候有一个变冷和回升的过程。类似事件还有『5.9千年事件』和『8.2千年事件』。

3、公元前1059年武王伐纣，公元前1044年周朝建立。西周初年，气候还处在温暖期。《诗经》中作于西周初年的诗多次出现“兕觥”这种用犀牛角做的饮酒容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也可看出，西周初年中原还有犀、象这种热带动物。

大约从周昭王和穆王时期开始，气候开始变冷。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汉水有两次结冰，分别发生在公元前903和前897年，《竹书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就发生了大旱。[2]

这次寒冷期持续了大约1-2个世纪，可能长时间的寒冷影响了经济，削弱了周室，周孝王后不断，前841年周厉王时发生“国人”，前810年前后短暂宣王中兴，前771年周幽王时犬戎陷镐京。

4、公元前770年，春秋时代开始后，气候又进入温暖期。这次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大约800年，一直到公元第一个世纪。这次温暖期是中国上古的辉煌时代，春秋争霸、战国七雄、先秦诸子、秦王扫六合、楚汉之争、秦皇汉武，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璀璨绚丽，无数风流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留下传世的文字、不朽的功业、动人的传说。这个时代可以看做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意气风发、力争上游。这个时期华夏走出混沌，出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也在汉代形成了汉民族国家的观念。

5、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一个长达600年的寒冷期，这个寒冷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初年，终结于隋朝初期。这个寒冷期包括三国、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乱世。

王莽执政和两汉迭代时期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的较寒冷期（前30年-30年），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处在这个大寒冷期的一个较温暖期，这个温暖期大约是公元30-180年。180年以后气候开始变冷，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拉开了大乱世的序幕。200年官渡之战，208年赤壁之战，220年三国开端。

勒内·格鲁塞所著《草原帝国》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亚洲的历史进程中，存在过两种支配力，一种是亚洲外缘的古定居文明（中国、印度、伊朗）的支配力，它以同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蛮夷之地”，从长远的观点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第二种支配力是从这个大陆的心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游牧民的猛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处于饥饿之中，还因为贪食的狼总要以某些方式，随时搞到较好的、人们豢养的家畜』。

欧亚大陆的心脏指的是西伯利亚森林南缘的欧亚草原带，这个草原带上的游牧民族因饥饿而南下的时候，往往会改变定居文明的历史进程。游牧民族饥饿的原因是气候来到了一个寒冷期，原来适宜的温度带南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公元四世纪欧洲开始的蛮族入侵，同时代中国发生五胡乱华。在欧洲，蛮族入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大约于7世纪初停止，在中国，匈奴、鲜卑、羯、羌、氐北方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左右了中国三百年的历史进程，直到公元590年隋统一中国。欧洲和亚洲历史的这种同步，单一原因的解释是比较乏力的，但是气候因素是个关键。东亚和欧洲的气候变冷并不同步，不过趋势是相同的，欧洲有一定滞后性。[3]

大约在4世纪初，中国气候来到了一个极寒期，这时西晋统一中国不久。游牧民族的内迁从东汉气候变冷后就开始了，只是酿成永嘉之乱（311年）恰巧在这个西晋极寒期。在欧洲，公元350年，匈人突然出现在东欧草原灭掉阿兰国，此后一个世纪匈人在欧洲达到极盛，公元453年匈人首领阿提拉骤逝，匈人随之分崩离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气候在公元500年左右又变得极其寒冷，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但并无证据表明北魏迁都与这次气候变冷有关。

六世纪末的气候变暖，伴随着华夏的重新统一。这次统一，气候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气候变暖使北方的人口、经济相比南方更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隋的统一方式和秦国的统一有些相似，同样是先取得了蜀地，经过四五十年统一中国，甚至两次统一战争都用了十年左右。『前277年，秦国置蜀郡，前230年，秦灭韩，开始攻灭六国，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554年，西魏取得梁州、益州，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西魏取得梁州、益州是在540年以后气候开始变暖的时期，这种两次相似的统一方式值得玩味。三国归隋的这次统一背后值得注意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北魏对基层的重组、关中本位政策。尤其是隋唐统一时期，关陇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和维持，可能和隋唐温暖期关陇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关系。

6、公元600年至公元1050年是一个大温暖期，这个温暖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五代、北宋。

隋唐时期八水绕长安，柑橘在长安可以结果。这个中古时代温暖期持续了约500年，比上古时代800年的温暖期短，但同样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是封建王朝的顶峰，这个时代的文化璀璨夺目，这个时代英雄辈出。和上个温暖期一样，朝廷都经略西域，长安洛阳都很繁华，政制都有创新、文化都很繁荣。

这个大温暖期中公元850-965年是一个较寒冷期。这个一百年的较寒冷期发生了唐末民变、唐亡、五代战乱。859年浙江裘甫起义，868年庞勋起义，875年王仙芝、黄巢起义、881年黄巢入长安，884年黄巢兵败自刎，唐末民变历时25年。907年唐朝亡，五代十国小乱世开端，979年北宋灭北汉，统一中国。公元966-1109年又是一个较温暖期，是为北宋（960-1127）年间。

7、公元1050年至1200年是一个寒冷期。

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十二月二十，泉州大雪。北宋政和元年（1111 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南宋淳熙五年（1178 年），福州荔枝全部被冻死。这个期间值得注意的是，金灭辽、宋发生在气候骤寒的一个时期（1110-1152年）[4]。在公元1050-1100年，埃及、墨西哥、英国、巴勒斯坦、法国在半个世纪先后发生了大饥荒。

8、公元1200年至1350年是一个温暖期。1209年开始，蒙古各部统一后开始对外扩张。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1227年蒙古灭西夏，1278年，元灭南宋。1368年明灭元。从1127年靖康之变到1368年明灭元，中国北方被游牧民族统治了两百余年，比永嘉之乱后的大乱世稍微短一点。

9、1350年至1900年是一个寒冷期，广义的小冰期，也叫明清小冰期。

根据竺可桢的划分，这次小冰期里面比较温暖的时期有公元1550-1600年和公元1770-1830年，比较寒冷的时期有公元1470-1520年、公元1620-1720年和公元1840-1890年。其中有一个最寒冷时期是公元1650-1700年，期间汉水五次结冰，太湖与淮河四次结冰，洞庭湖三次结冰，鄱阳湖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也结了冰。据说当时京杭大运河一年的封冰期长达109天。

长时间的寒冷会影响农耕社会的经济，导致税收减少，进而削弱王朝的权力。1350年前后气候变冷后就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1351-1367），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1368年明军陷大都。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明末民变开始，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城，这17年处于1620-1720的较寒冷期。明亡和小冰期导致的饥荒有关，但饥荒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公元1650年-1710年，日本、孟加拉、法国、爱尔兰、芬兰、波兰、爱沙尼亚先后发生大饥荒，有些地区饥荒还不止发生了一次。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陕西等地发生饥荒，死亡人数达1300万人，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在明清小冰期，马尔萨斯循环规律被学者们提到的次数非常多。

10、1900年至今是一个温暖期，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让气候不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即便是现在的温暖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东部和南部，也没有恢复隋唐时的情况，用单一的气候因素来解释好像是比较乏力的。应该是因为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各地经济联系变得紧密，海洋变得重要了，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移。也因为一些人为的生态破坏，比如明代修长城和近代的工业发展等，北方的地理环境难以恢复到隋唐时的温暖潮湿、水多林密。

形势与政策浅谈全球气候变化的论文？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内容提要]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均将成本一收益平衡当做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重要决策依据。其具体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参与度，这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成本一收益平衡的理论模型，本文论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发展的双重均衡方程，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低收入水平均衡状态上。很显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福利的高水平均衡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寻找和确定从低水平均衡点迈向高水平均衡点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高水平均衡点迈进。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数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数以各种引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 ***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程序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采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采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资源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式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福利水平，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式：Cost=∑f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式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式：Benefit=∑f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式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模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福利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福利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福利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福利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福利，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福利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福利，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福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福利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福利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 *** 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程序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福利。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程序，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式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100%。实际上，最终选择既不是最低也不会是最高的参与度。这证明，从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还是从产出角度来看，最低和最高的参与度都不现实。低水平参与的弊端在于无法实现部门内均衡，但高水平参与度的最大弊端则在于“过度参与”下全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过高投入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体现在收入曲线上就是，在一定点后，收入水平会随着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因此，从收入和福利的角度看，无论是低水平还是高水平的均衡，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都不会越过某个界限，即图5的S点。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Q<=Q2，这也较好地解释了某些碳排放大国即便没有正式加入相关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框架，但也通过自愿减排的形式在实际意义上参与到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程序中。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些国家/地区/部门基于自身成本一收益基础上的内生减排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国家/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带动。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结束语

　如果以各国的参与度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进展，多哈会议成果有限这一事实说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努力几乎陷入停顿，达到了自1988年国际社会开始进行谈判和框架设计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本文利用成本一收益关系的分析表明，这一低点或许正好实现了参与度决定下的均衡状态。只不过，这是一个仅可以带来低收入和低福利的低水平均衡点。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福利的高水平均衡，即通过较高的参与度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地实现碳减排，同时又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率即产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唯有找到相应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才能确保跳出低水平均衡状态，达到高水平均衡状态。